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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  

2016-12-29 13:45:25|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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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学说,学派。
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今显学?是因为当今社会对历史有着强烈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真相的强烈渴望,是众多人关注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几代人所学的历史教科书,所受的历史观的教育,很多是根据某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剪辑甚至编造的。例如,对抗日战争,几代人只道共产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才下山摘取胜利的桃子,不知道抗日主战场在哪里,不知道两百多位国民党将军在卫国战争中捐躯;几代人只知道,由于党的英明领导,战胜了1958-1962年空前的自然灾害,使形势越来越好,不知道数千万人被饿死的惨烈人祸;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十倍、百倍,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恶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仅仅活动两年,作恶者主要是不同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级干部也在一段时期支持文革。
    几十年来,教科书还向中国人灌输有所谓“五阶段论”,即人类的历史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认定走苏联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天律,苏联崩溃以后,有人还相信“五阶段论”,还对苏联模式恋恋不舍。
    当人们发现被蒙骗,就会产生追求真相的强烈渴望。当得知真相多年被掩盖、被歪曲,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挖掘它、揭露它、传播它。
    乔治.奥威尔说:“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当今很多历史研究者的目的。我们这两三代人受骗了,决不能让后子孙代继续受骗。
    为什么真相被歪曲、被掩盖?这是因为,有 些人通过说假话来取得利益和维护利益。揭露真相,会伤及这些人的利益,会引起这些人的恐惧和反扑。
    掩盖真相和揭露真相,是利益和真理的较量,是光明和黑暗的较量。这种较量有时是非常残酷的。因此,追求真相的渴望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理,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2、 当一个民族经历了重大曲折,需要重新选择道路的时候,就需要重新审视走过的路,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瞭望前进的方向。
    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中国的近现代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直到改革开放又转了回来。这好像中华文明的象征黄河一样。黄河本来是向东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以欧为师),但是流到陕甘地区以后被拉向了北边,向苏俄的方向流动(以俄为师),后来又拐回来,转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河套。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河套,历史的河套。
    历史河套的前一段造就了一个专制的中国,贫困的中国。这种结果,背离了很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初衷,广大中国人蒙受了灾难。历史的河套的后一段是改革开放,它使中国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走向摆脱贫困和专制的道路。
    当初,中国人走进这个历史的河套时,有着良好的愿望,有着当时的“合理”逻辑,有着国内外的动因。在革命者的眼里,他们的选择是合理的。当时也有不同的选择,但占主导的革命力量认为“不合理”而加排斥。显然,“合理性”的认定,受当时革命者的视野所限。按照革命者当时视野认定的“合理性”作出的选择,步步演进,就形成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者当时不会想到,“短期的合理逻辑”铺设的路,是通向奴役之路,通向灾难之路!
    一只在弧线上爬行的蚂蚁以为自己在沿着直线行走,在高处鸟瞰才看清蚂蚁在走弯路。历史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学问,对走过的道路的回顾和反思是历史学的责任。视野狭小的人们认为走的是光明的坦途,从历史大视野看才知道进入了歧途。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明智就能少走弯路。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反复提出的老问题。经过大饥荒和文革等重重灾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走出历史河套,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也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苏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思想,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难以割舍苏联体制,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有人怀念毛泽东,有人提出搞第二次文革。他们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们认为沿毛泽东的路子走下去,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中国似乎又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是回到毛泽东时代、实行前三十年的路线,还是清算前三十年的路线、全面深化改革?
在这一选择中,社会思潮出现了分裂,甚至出现了各站立场、壁垒分明、党同伐异的情况。在这样社会环境中,很多人彷徨、苦恼,迫切需要历史经验指明方向。
    因为关心当前和未来,所以回顾和反思过去。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第二个原因。
    3、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十年来,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出了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了对毛泽东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这场大讨论打开了这个精神枷锁。
    然而,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有两个难题:一是社会实践需要很高的社会成本,甚至要以几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二是社会实践需要很长的时间。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够明辨是非。所以,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不可能当下进行试验,只能用人们经历过的社会实践来判断是非。这就得依靠历史。真实的历史是社会实践的记录和总结。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结论,包含着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真实地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改革开放的开山巨斧和精神指南。要坚持改革开放,就必须坚持社会实践标准;要坚持社会实践标准,就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过去走过的路,不仅讲成绩,还要讲问题;不仅要看正确的,还要看错误的。其中,总结错误的教训更为重要。人类知识基本是从错误中学习得来的。要从错误中学习,就必须认识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的人却极力掩盖历史上的错误。他们把片面歌诵过去的成就当“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历史上的错误当“负能量”大加打压。这些人无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古训,听到谄媚的“诺诺”之声就很高兴,听到忠诚的“谔谔”之谏就非常不满。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错误,而且会招致更大的错误”。“更大的错误”就是重蹈覆辙。杜牧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错误的“自哀”、“自鉴”中寻找真理,这是历史学成为当今显学的第三个原因。
    4、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一代人拿起了史笔。
我们这两三代人经历了上述的“历史的河套”,有着进入“河套”和走出“河套”的清晰记忆和切身体验。进入“河套”和走出“河套”都伴随着时代的巨变,社会的动荡,生活的跌荡起伏和亲人的悲欢离合。这两三代人体验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是平静岁月中无法相比的;他们观察社会的眼界和对社会认知的深度,是平静时代的人们不能达到的。非凡的记忆,非凡的体验,非凡的认知,应当是这两三代人最重要的遗产。前两代人多已告别人世,只有我们这一代人保有这些遗产。我们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不把这份遗产著之竹帛、传给后代,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这将是死不瞑目的重大遗憾!正如孙怒涛校友说的,“历史,拒绝遗忘!”“因为遗忘,意味着亿万文革受难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丢;因为遗忘,意味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这一代人拿起史家的笔。他们写历史不是为了出名,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功成名就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对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历史费如此多的心血?陆小宝校友回答得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这也是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的又一个原因。
    由于有了沉重的责任感,最近几年,清华校友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有《清华文革纪事》(沈如槐)、《清华文革亲历》(邱心传、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鹤)、《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良知的拷问》(孙怒涛)、《清华文革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叶志江)、《云卷云舒——清华笔记》(傅培程)、《潮起潮落》(陈继芳、马小庄)、《落霞孤鹜》(王克斌)、《明日黄花》(顾耀文)、《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孙怒涛主编)等等。我们都是快要谢幕的人,用自己的经历总结历史教训是我们在人生舞台上最后一个亮相,是向我们的后代、向明天的祖国交出最后一份考卷。
    显然,用自己的经历总结历史教训,不仅是清华大学的学友,很多经历这个时代的人也在历史书架上摆出了自己的成果。个人的甜酸苦辣和国家的盛衰兴退息息相关,这些个人史著是中国当代史不可或缺的见证。这些带着体温的著作,是生命史、心灵史,也是社会史,是“历史河套”里的一个个鲜活的、多彩的浪花。
    谢谢大家!
      

       备注:此文是杨继绳先生2016年4月22日在清华校友校庆座谈会上的发言。杨继绳系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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