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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国著名的中国和日本问题专家傅高义谈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  

2016-07-23 14:36:05|  分类: 外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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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初,应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浙江工商大学邀请,美国著名的中国和日本问题专家傅高义傅高义来华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中华日本学会年会暨“东亚视阈下的日本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会议期间,《世界知识》期刊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傅高义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维没有变,仍是对话、接触、合作,美中两国不应相互误判,他也对美国一些人主张出台对华新战略、加强对华遏制的思维表示不予认同。以下是这次专访主要内容的实录。

本文刊于《世界知识》2016年第14期,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世界知识期刊”,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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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缘” 

《世界知识》:非常感谢您接受《世界知识》杂志的专访。今天我拿来了一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翻译出版的您的著作《日本第一》,距今已经36年了。当时还把您的名字翻译成“埃兹拉·沃格尔”。

傅高义:我的中文名字从1978年起就开始使用了,和我1973年首次来中国大陆访问的经历有关。在那次旅行中,我同广东省人民政府派给美国代表团的一位年轻联络员成了好朋友。他是位香港爱国青年,1949年后来大陆工作,后来因为“文革”受牵连返回香港,成了我研究东亚问题的助手。我的这个中文名字就是和他一起商量出来的,“傅高”与我的英文名字VOGEL谐音,“义”有两层含义——助人为乐和以色列,因为我是犹太人。

《世界知识》:这么说,您首次来中国大陆是在基辛格博士1971年秘密访华的两年后。那么,您算不算中美关系破冰的首批受益者呢?

 傅高义:我当然是受益者,但更是推动者。因为我早就开始关注中国了。基辛格博士早年曾在哈佛大学短期任教,我是他的旁听生。1969年,我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已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近现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孔荣杰(JAROME COHEN,现纽约大学美亚法律研究所联合主任,曾作马英九的博导)联名写信给基辛格博士,建议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关系。

1970年我受邀前往白宫出席了由基辛格博士主持的一场八人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基辛格丝毫没有向我们透露他正在准备访华,而是以联合国即将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席位这件事为由,要我们谈谈对中国、对周恩来的看法。1971年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共同重新打开了中美交往大门,1972年费正清和孔荣杰得到机会随一个美国代表团访华,我当时还因未被安排参团而很不高兴。但1973年我终于成行了,是作为美国科学家代表团的随员。

2

美国对华政策主流没有变

《世界知识》:43年回头看,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关系也换了天地。您是否仍然认为当年参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正确的判断?要知道,在美国,有一些人正在抱怨过去八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接触政策没有推动中国朝着符合美国预期的方向改变,因而要求下届总统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变接触为遏制。

 傅高义:我至今仍然认为当时向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对的。美国在冷战期间解冻对华关系的出发点是联华遏苏,并没有设想中国崛起的情境。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成功程度远远超出了美国的预料和想像。后来的一些风波成为美国一些人改变对华观感的转折点,但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深知,中国是个大国,无论美中之间有多少分歧,美国还是得与中国发展关系。

 真正触动美国人的是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如果说过去人权问题是干扰美中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官员不得不在这方面表达立场,否则政治上就不正确了,那么现在,关于中国有可能武力统一台湾和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担忧开始实实在在地涌上一些美国人的心头。但我要强调,美国对华政策思维的主流,仍是对话、接触、合作。对于这一点,不应误判。

《世界知识》: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对当下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难点的认识?

 傅高义:美国还有一批人会不断提及人权问题,但美方自己也清楚,美国在世界上推广自己的人权理念和政治观念,搞了很多地方,从伊拉克到阿富汗,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我个人认为美国最主要的关切还是中国的军力增长。军人的天职就是为一旦可能发生的战争和冲突情况做准备,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是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军失去了对手,为保住预算,到处寻找新的对手。仅靠强调恐怖主义威胁是保证不了足够的军费的。所以在美国的军事圈里,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中国。我担心长此以往,美中两军的敌对会成真,那样的话美国对华思维的主流就真的会改变了。

 我们处在全球关联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都更加紧密了。美中和其他国家面临很多共同挑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保护、网络安全等,还有全球经济领域的复杂情况,都需要合作推动完善全球规则体系。世界前所未有地复杂。无论如何,中国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许未来中国会超越美国,但一个事实是,中国已经变得很强大。人类要想避免战争与冲突,实现和平、安宁与繁荣,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合作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南海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上世纪80年代达成通过的,各方之间有很多分歧并没有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很多问题也没有讲清楚。现在,形势变了,一些当时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始谈了,一些当时没有来得及说清楚的事情需要讲清楚了。而这时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中国海军力量迅速壮大,在南海地区的权力也在扩大。美国、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担心,中国现在强调的是主权利益,那么再过20年又会在南海地区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确实有这样的担心,而且是广泛的。

在涉及领土归属的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在自己的国民面前示弱。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对抗中国,只能靠近美国。南海正在发生的事情导致亚洲一些沿海国家在安全上与美国靠得更近了。但美国知道,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所以在我看来,借用人们在评论中日关系时常用的一个词,东亚可能正在发生另一种形式的“政经分离”。

 《世界知识》:中国不可能不在南海强调主权利益。那么您认为,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寻求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傅高义:问题十分复杂。菲律宾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就要出结果了(注:本文采访于7月12日前),中国不大可能满意。在各方都不肯示弱的情况下,我能想到的是,还是要接触、对话,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不能断。也要尽可能地开展一些海洋海事方面的合作,降低紧张度,管控分歧。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难道还能开战吗?

3

中日要继续交流

《世界知识》:您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怎么看?

 傅高义:由于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中日发生冲突的危险仍是存在的。中日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不仅对两国有利,对美国和世界也有利。日本早已从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转入低速甚至零增长的轨道,中国经济也正在由高速增长轨道转入中速轨道。在这种停滞与放缓交叠的特殊敏感时期,两国都应更加注意控制情绪、管理分歧。

中日应当保持高层接触,如果领导人频繁见面不方便,至少在部长、司局长层级保持沟通频率,与此同时,双方年轻的精英之间不能不来往。在气变、环保等全球性问题上,在国际组织中,双方能合作的应当尽量合作。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日相互学习、交流史的新书。日本曾经在漫长的年代里向中国学习,中国也曾在甲午战争后和改革开放后向日本学习。中日之间应该继续相互交流、学习。中国不应放弃向日本学习。过去中国在钢铁、电子等领域从日本引进了技术,现在中国强大了,仍可以在社会管理、质量监督等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经济已停滞多年,但社会仍然运转得不错。

《世界知识》:美国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正在起什么作用?

 傅高义:美国希望同时与中国、日本做朋友。美国领导人内心承认,对华关系比对日关系更重要。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次数要比同安倍晋三首相会面的次数多得多。

 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但在更广范畴内,美国显示了对盟友的支持。因为华盛顿一些人的逻辑是,如果美国在中日关系紧张局面当中态度不够清晰,不强调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会增加中日冲突的可能性。一个事实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让美国更加重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了。

4

习近平将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时代

《世界知识》:7月1日,在您乘飞机从大洋彼岸来中国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以此告诫、勉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保持自信,“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习总书记的这句话使我们联想到了美国政治学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这种论调认为人类政治制度的试验终结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没有更好)。您怎么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另外,作为《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您认为中国是否已经或者正在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傅高义:美国学者经常提出理论和观点。我和福山见过几次面,有过交谈,但没有太深的往来。我不同意他的“历史终结论”,很多美国人也不同意。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重要,美国学者都在谈论中国,有些人对中国不一定了解,也争相发表意见,他们的有些观点我也不能同意。比如去年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小布什政府驻印度大使)等人联合撰写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主张提出新的对华战略,减少接触,增加限制),我就不能完全同意。

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外交思路和风格,他正在开启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在显示与邓小平时代的一些不同之时,也会保持延续性。邓小平曾有五年留法、一年留苏的经历,长期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涉外事务,改革开放前后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邓小平时代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是重点与大国发展关系,搁置同周边小国的争议,以保证集中精力促进国内发展。我认为他的这个思路对于当前的中国仍有实际意义。

习近平主席同样对外部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也富有与外界打交道的经验。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与部分大国和邻国关系中的复杂因素增多了,但我认为中国对外政策对和平发展的强调没有变。

就在三周前,我还在北京同吴建民大使夫妇共进了晚餐,聊得很开心。他的突然离世令我震惊、难过。我非常赞赏吴建民先生的国际眼光和坚持和平发展的主张。

 《世界知识》: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的看法对我们很宝贵。

傅高义:我愿重申一点: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维没有改变。另外,关于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目前我认为特朗普当选的机率要小于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已经说了太多奇奇怪怪的话。他如果当选,其政策是不可预测、不堪设想的。如果希拉里当选,估计她会小心翼翼地处理对华关系,不大可能做出太出格的事。

 

(感谢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李薇女士为本次采访提供的便利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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